[中史人物介紹]西安事變的張學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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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。1935年3月，任武昌行營主任，10月，兼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。此時，日本侵華日亟，國民政府一再妥協，中共中央發表《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》(簡稱「八一宣言」)，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。
1935年4月,張學良圍剿紅軍屢遭挫折，逐漸對蔣的調遣有所反感,遂與紅軍私下接觸,將「國軍」的一些兵力部署、調動和戰役企圖，包括東北軍的行動通報於對方。[1]1936年4月，張與周恩來在膚施(今陝西延安)會談，提出聯蔣抗日，為中共中央所採納，與紅軍達成了「停止內戰、共同抗日」的協議。張在和周恩來會商後很是興奮。這時，中共的葉劍英又攜帶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的約書來西安，張學良拿出巨額私款，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。共產黨也在西安設立辦事處。
西北剿匪總部參某長晏道剛曾公開批評張學良和東北軍進剿不力，使得張學良等東北軍將領情緒惡劣。再加上國民政府在雙十節授勛，有馮玉祥等而沒有張學良，國民政府的對日方案的戰鬥序列中有馮玉祥、唐生智等，張學良卻被列為預備隊駐守後方，這些事實都使張學良極為不滿。
12月4日，蔣介石到西安督戰。張學良與西安綏靖主任、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向蔣面諫，遭到蔣訓斥。蔣介石嚴令張學良、楊虎城立即進攻陝北紅軍，否則將其所部分別調往福建、安徽。1936年12月12日，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蔣介石，共同逼蔣聯共抗日，造成震驚中外的「西安事變」。
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事變發生後，中共蘇區的軍民深受鼓舞，「有的說蔣介石殺了我們多少人，今天遭到如此下場，完全是咎由自取；有的說蔣介石阻撓抗日，這一下掃除了障礙，抗日有了希望。對於如何處理蔣介石，成了當時最熱門的話題。一般幹部群眾中基本上是兩種意見，一種是建議張學良立即把蔣介石公審處決；另一種則主張把他押到蘇區來看管，然後再作處置。由於大家對蔣「剿共」罪行的憤怒，當時還沒有聽到有人主張釋放他」2;同時，國內外則有許多人士都對張學良這種「犯上作亂」的行為進行了激烈的抨擊，清華大學的教授（朱自清、聞一多、馮友蘭、張奚若、吳有訓、陳岱孫、蕭公權）還特意發表了「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」，譴責道:「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，假抗日之美名，召亡國之實禍，破壞統一，罪惡昭著，凡我國人應共棄之，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，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，國家幸甚。」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，怒氣衝衝地說：「真是胡鬧，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！一個帶兵的軍人，也可以稱兵叛亂！這還成何國家？」。「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，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！」。蘇聯《真理報》社論《在中國發生的事件》中則稱：「張學良部隊叛變無疑是中國親日分子的一個陰謀，因為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為日本帝國主義奴化中國效勞」。在12月17日，蘇聯《國際評論》中寫道：「張學良叛變純系日本在中國製造的又一起挑撥事件，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國的統一，破壞日益高漲的人民抗日運動。」
西安城內，張學良通過共產黨向史達林表達了廢蔣的意向，但史達林認為，一旦蔣有什麼三長兩短，中國會立刻回到以前一盤散沙的局況，不但日本可趁機「三個月滅亡中國」，連蘇聯也會因此徒增對日交戰的風險。史達林遂電報中國共產黨應想盡一切辦法營救蔣介石。與此同時，國民政府中央派系二號人物，親日的何應欽卻積極調動大軍，並用飛機轟炸西安，稱張學良再不放人便會派兵血洗西安。
經過共產黨和宋美齡的聯手營救，張最後同意放人，並親送蔣回南京，飛機抵京後張即遭蔣介石軟禁，在一次老鄉進訪時,張學良探問道：「不讓我回去，那邊能答應嗎？」(哥倫比亞大學張自述資料)。「陪蔣回京後，幾天就會回來」，張學良曾如是說。
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形式上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。
[ 本帖最後由 鍾倩怡 於 2006-11-10 11:26 PM 編輯 ]
